俗话说“车船店脚牙，无罪也该杀”,这里说的“牙”，到底是个什么行当？

[“牙”字何解]

牙行，究竟是一个什么行当呢？说白了就是为买卖双方撮合交易，然后从中抽头（提取佣金）的中间商，类似现在的中介。过去，人们也叫他其“牙子”。

老北京的“牙行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当。干这行的人得一手托两家。也就是先找“上家”，再找“下家”。“上家”一般是出品人，即生产者，“下家”是出售者或消费者。

所以，吃这碗饭的人得路子“野”，门子多，熟悉行情，了解市场，还要揣摸人的心理。

比如赶上天津地区发大水了，“牙行”的人便会跑到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地方，寻找生产搪瓷、毛巾、肥皂、牙膏的厂子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天津离北京近，那儿的地势低，北京的地势高，天津一发水，天津人一般都往北京跑，到北京避难，他们得用脸盆洗脸，用搪瓷缸子刷牙漱口，这类小商品肯定在市场上紧俏，当然小商小贩们不会放弃这种赚钱的机会，上哪儿趸货去？只有找“牙行”的人。

“牙行”的人从南方找到货源，再转手给北京的小商小贩。通常他自己不去卖，只去中间说合的。

[最早的“牙”是“私牙”]

老北京的“牙商”最初都是“私牙”，也就是所谓的个体户。不过，那会儿的个体“牙商”，没有营业执照，也不用缴税。

由于“牙商”在买卖地的作用举足轻重，虽说还达不到有欺行霸市的势力，但是他可以在价位上玩猫儿腻，比如福建产茶，北京的茶商要找货源，得找“牙商”。“牙商”从福建茶农手里要“铁观音”乌龙，十斤是二两银子，经他之手给北京的茶商，也许十斤就变成了五两银子，他身不动膀不摇，十斤茶叶从中干赚三两银子。

当然茶商拿到市场上卖，还要加价，十斤茶叶，他也许能卖到六两或七两银子。

您看“牙商”的利有多大吧。难怪老百姓对这一行当有“无罪也该杀”的解恨说法。可是恨归恨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，还离不开“牙商”。

[明代以后的“官牙”]

所谓“官牙”，就是政府允许其吃这碗饭的“牙商”，换句话说，“官牙”手里有政府部门发的营业执照。

当时的营业执照其实就是一种营业凭证，这种凭证叫牙帖。为了避免“牙商”扰乱市场秩序，控制物价，明朝政府对京城的“牙商”实行了相对统一的归口管理，比如限制他们“串行”。

您是吃茶叶这碗饭的，只能当“茶叶牙子”，不能再到菜啦、肉啦这些行里刨食开“牙”。对政府来说，分行管理的最大好处是能监督他们纳税。

当时“牙行”的税相当高。每一行都有官员负责收税、评价、处理商人之间的摩擦碰撞等事由儿。

有了“官牙”以后，政府下令一律取消“私牙”，没有官方发的牙帖，谁也不行私下当“牙商”。

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。清朝的北京叫“京师”，京师专门有掌管“牙商”事务的官员，官位为正六品，相当于现在的副局级，官称是顺天府通判。

通判办公的地方在顺天府衙门，地址在今天的鼓楼东大街路北。通判的权力不小，他不但掌管京师各个行当的“牙商”，还根据行业情况，设置“牙商”的数目，向“牙商”颁发牙帖，不是光发，还要定期审核，类似现在的工商部门对企业的“年审”。此外，还要查禁“私牙”。

[“牙”没了，经纪人有了]

“牙商”的出现，是老事年间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。不过，明清两代政府对“牙商”的严格管理倒是有可借鉴之处。

首先，老百姓虽然恨“牙商”，但生活中又离不开“牙商”。“牙商”的牟利手段比较多，下招儿比较狠，获利非常大，如果政府采取“杀”的办法，将其灭掉，肯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，老百姓不但受不了益，反倒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

当然政府要想灭掉这一行当也很难，因为它是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生长出的“怪胎”，“灭”了它，它还会长。政府采取必要的手段，把它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，让它合法化，名正言顺地做自己的买卖，该纳税就纳税，该赚钱就让它赚钱。

这招儿可谓一举两得。其次，在让“私牙”穿上合法的外衣，成为“官牙”以后，又通过严厉的手段制裁那些不穿合法外衣的“私牙”，这一手扶持、一手出拳的打击的做法，让“私牙”没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。这招儿又从反面促使想吃这碗饭的“牙商”走正道儿。

实际上这种以疏导为主的管理方法，比那种一味地严厉打击，“堵”或“灭”的方法要有成效。

由此联想到我们现在城市生活中的“怪胎”和“顽症”，比如“号贩子”、“黑车”、贴小广告的、卖假发票的等，这类当今社会“无罪也该杀”的行为，政府部门是否也应该对他们采取以疏导为主的管理方法呢？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世上任何事物，只要存在，就有存在的理由。

“车船店脚牙，无罪也该杀”是句老话，老得已经掉了“牙”。现在看它早已成为历史，寻找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而已，您可千万别拿它比照现在的这五种行当。（摘自《开眼》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）